Ⅰ 我國古代官方文書的主要通信方式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趙光義統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區，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此基礎上，我國郵驛事業又有進一步發展。那時候，宋和北方的遼，有頻繁的來往。宋使入遼，從現在的河北雄縣白溝（宋為雄州白溝驛）至新城縣，再往涿州、良鄉到達燕京（今北京），又經過驛路上的金溝館、新館、如來館、鐵漿館、通天館到遼朝的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最後抵達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驛館林立，驛務十分繁忙。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曾作為宋使出使遼國，經白溝在燕京暫宿，他寫下了有名的《渡桑乾》一詩，中有：「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旗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幹上，欲話白溝一惆悵。」這首詩，把宋遼間驛途來往之頻繁，宋遼人民之間的真摯感情和白溝驛的情景，生動地描繪了出來。
宋朝政府在全國擴建驛道。當時從陝西、甘肅到四川的青泥驛（今甘肅徽縣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開了一條白水驛路。只用了半年時間，就修起了從河池驛（今徽縣）至長舉驛（今陝西略陽白水江）的驛道，然後進入四川。驛途中共有閣道2309間，郵亭設施389間。因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獎（《金石萃編·白水路記》）。宋政府在今甘肅境內修築了許多驛路橋梁，著名的蘭州浮橋，安鄉浮橋（在今臨夏境內），都是北宋時候建起的。這兩座浮橋，大大方便了甘肅到新疆、甘肅至青海之間的驛運。
宋朝根據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還發展水驛和駝驛等多種模式的郵驛設施。在甘肅敦煌一帶大力發展沙漠驛路的駝驛和驢驛，至今敦煌壁畫中還留有一幅《宋代駝運》的形象圖。宋太宗時，有湖北江陵至廣西桂林間設若干水遞鋪，利用兩湖和廣西沿江的數千戶漁民樵夫做「水遞鋪夫」。湘江沿岸巨潭險石之處，也有同陸驛相同的驛路相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八）。
2 郵驛制的軍事化
宋朝時候，我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有進一步發展。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當時的郵驛也趨向軍事化，各種制度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首先，管理郵驛事務的中央機構由兵部來掌管，具體過問郵驛的規約條令、人事調配、遞馬的配備等等。同時管理郵驛的還有樞密院，它的管理范圍是驛馬的發放、頒布驛遞的憑信符牌等等。這兩個機構互相制約，不得擅自專權。這種處置辦法和宋朝對軍隊將領「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範的意義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實行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郵遞人員的辦法，把傳遞書信的機構完全按軍事編制。這一變化的發生是由於宋朝時候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嚴峻的形勢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軍事內容視為頭等大事。
兩宋時，郵件文書的遞送，和過往官員投宿的館驛，從職能上完全分開。館驛已演變為單純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應麟說：「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王應麟《玉海》），僅僅作為來往官員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傳遞政府公文和書信的機構，另有名目，總稱為「遞」，又分「急腳遞」、「馬遞」和「步遞」數種。
遞有「遞夫」，又稱為「鋪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廂兵」充任，是傳遞文書的主要人員。郵置人員由民改為喚神兵，這是從北宋初年就開始的。太祖趙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遞」（《宋史·太祖紀》），其後遂為定製。當時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評論說：「前代置郵，皆役民為之」，給百姓增加很大負擔。宋太祖「即革此弊」，開始「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更設置專門的驛卒。他們有較好的待遇，從此減輕了百姓負擔（《燕翼詒謀錄》）。開始時這一改革，確實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鋪兵「晝夜往來，備極勞苦」（《嘉定赤城志》）。按規定他們雖有國家按月撥給的糧餉，但是禁不住官吏們的層層剋扣，常常使他們處在衣食無著的境地。有的「盤纏缺乏，多飢凍僵殍」（《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培譽水遞鋪夫，也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常常「衣食不給」，又因水運艱難，而程限則常常與陸運相同，或遇風濤陰雨，誤了限期，「率被笞捶」。為了活命，這些鋪兵和鋪夫，只得嘯聚山林，落草為寇。宋朝的史書上，有不少鋪兵逃亡、造反的記載。為了防止鋪兵逃跑，宋朝統治者採取了惡毒的一手，強迫在他們肉體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簡直把他們和囚犯同等看待。這樣做，配鏈段更加引起鋪兵的反抗。
南宋時候，在東南沿海和北邊的沿防地區，還先後建立了「斥堠」。這也是一種使郵驛通信軍事化的措施。所謂「斥堠」，原來指邊境上的哨兵，駐地常常選擇在高地，便於瞭望觀察。此時把瞭望、偵察和通信傳遞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帶有軍事性質的「斥堠鋪」。這種傳信機構，以傳遞軍事緊急文書為主，為軍事活動服務。後來，宋政府又置「擺鋪」，仍由鋪兵擔任通信業務，和斥堠鋪互為補充。
3 「賓至如歸」的宋代館驛
前面談到，宋代館驛已和通信郵遞完全分開，僅僅履行一種政府招待所的職責。
宋代的館驛，分為幾個不同的等級和層次。國家一級的有高級迎賓館，招待來自四鄰的國家使節。當時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賓館，其中專門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荊館」和「都亭驛」，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使臣的叫「來遠驛」，接待更遠的今新疆地區和中亞來賓的叫「懷遠驛」。這些高級賓館，設備豪華，有時在此舉行國宴，宴請各國使臣和朝內大臣。
地方一級的政府招待所也很華美。從外表看來好似壯觀的大廟，又像是頗有派頭的官府，也好像有錢人家的邸宅。內部設備應有盡有，簡直使旅客樂而忘返。宋朝大文學家蘇東坡有一篇散文叫做《鳳鳴驛記》，就是這樣描繪的：「視客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南宋時候，另一位文學家毛開又用細膩的筆調，描寫了另一處驛館：「為屋二十四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守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和風驛記》）。意思是：屋宇十分寬敞，左右前後有24間房子，住宿面積57步，有廳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還有高高的院牆。這里服務人員很齊全：「門有守吏，里有候人」，簡直是「賓至如歸」（《和風驛記》，居住舒適極了。
兩宋政府為了修建這些豪華的館驛，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位於今陝西地區的扶風，其太守修造上述蘇東坡住過的「鳳鳴驛」時，動用了3.6萬個民夫，僅木材和石料用白銀即達20萬兩以上。
那時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驛館，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嚴的小驛站里，普通百姓將館舍暫充居處，聊以避寒。《東都事略》記載了宋初大將張永德的一個小故事。說他落魄時，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驛，「佣力以食」。有一落難女子，也暫住在葛驛。當地父老可憐他們，不時接濟他們衣食，介紹他們配為夫婦。有一天，後周太祖郭威來到此地，也住在葛驛里。這女子忽在聚觀的人叢中大聲呼喊：這是我的父親！郭威命其向前相認，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兒。於是郭威將女兒、女婿帶走。後來他們終於成了貴人。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時普通驛站的情況。
兩宋時的館驛，一般都管理嚴格。來客要登記在冊，共同遵守驛規，不得損壞公物。最有趣的是規定住宿旅客不得長期佔有驛舍，期限最多不許超過30天，若賴著不走，超過日限者判徒罪一年。這個規定，對於那些出差的體面官員，似乎太苛刻了點兒。估計在當時此規定未必能完全實施。
4「急遞鋪」的產生和發展
宋朝的郵驛傳遞，按當時著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里的說法，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步遞，一是馬遞，另一就是「急腳遞」。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這種傳遞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官物運輸的任務，速度是較慢的。馬遞用於傳送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速度較快。但因負擔這種傳送任務的馬匹大部分都是軍隊挑選剩下的老弱病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擔最緊急文書的傳遞。因此，在緊急情況下，從北宋開始，又出現了一種叫做「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
急腳遞的傳遞形式大約是從北宋真宗時候開始的，也即公元11世紀初年。最早，可能用於軍事上，本是邊境上的一種快速傳信形式，據說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時對遼的戰爭中，後來宋神宗時對南方交趾的戰爭中，都使用過這種「急腳遞」。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置專門的「急遞鋪」。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也曾利用過急遞鋪傳送緊急的軍事文書。
急遞鋪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時候達到昌盛時期，其制度的完備、組織的嚴密、網路的發達，遠遠超過宋朝。元朝時急腳遞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遞形式，而且馬遞在此時也逐漸消失，急腳遞便成為公文傳遞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說宋時還僅僅是在某些地區重點設置的話，元朝時候的急遞鋪則是全國范圍內的普遍設施了。這時除了極少量的緊急公文由馳驛傳送外，幾乎全部文書皆由急遞鋪傳送。
元朝的急遞鋪大體上每10里至25里設置一處，每鋪配置作為標志的十二時輪子一枚，紅色門樓一座，牌額一枚。鋪兵則准備夾板和鈴攀各一副，纓槍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來是風雨無阻。《元史·兵志》上說，鋪兵走遞時，「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帶）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他們怎樣次第傳公文呢？義大利來華大游歷家馬可·波羅，對當時中國的鋪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繪：「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里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繫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只跑約五公里……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馬可·波羅游記》卷二）。通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時候急遞鋪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這種急遞鋪的制度，沒能順利發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時候也沒有更多的發展，清代後期就逐漸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郵遞制度。
5「金牌」制度
人們都知道抗金名將岳飛，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後處死的。明朝人李東陽有一道《金字牌》詩，憤怒地控訴了南宋投降派殺害岳飛的罪行。有幾句說道：「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回，士氣郁怒聲如雷」。這個「金字牌」制度是怎麼回事呢？
在宋朝時，金字牌原是一種通信憑證。北宋初年，郵驛通信的憑信原國驛券，是一紙證明，當時又叫做「頭子」，憑此券在驛路上通行無阻。但到宋太宗時，發生了一起詐乘驛馬的作亂事件。有一個中級官吏的兒子，冒充驛官，索乘驛馬，並以私買的馬纓假充憑信，矇混走過許多驛站縣城，擄掠官吏財物多起，後來被地方官識破，才設計捕獲。宋太宗為此十分震驚，決定把驛券改為銀牌作為驛路憑證。這種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有隸字書，刻有飛鳳和麒麟圖樣，兩邊有年月。後來又發展為金字牌、青字牌和紅字牌三種。
金字牌規定為急腳遞使用，這是從宋神宗時候開始的。宋朝人沈括說：這種金字牌急腳遞，相當於古時的「羽檄」，即類似後世作為緊急文書的「雞毛信」。據史書記載，金字牌的出現與戰爭的緊急狀態有關。宋神宗時與西夏激戰，西夏發兵80萬圍攻蘭州。為了使軍情神速傳遞，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時的手續走普通的遞鋪。金字牌是一尺多長的木製通信檄牌，用朱漆為底刻上金書，書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表示萬分緊急，不要在遞鋪耽誤。這種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當時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夢溪筆談》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達目的地。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這種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飛退兵，阻止他再向金軍進攻，斷送了抗金斗爭的大好形勢。
除金字牌外，南宋還有青字牌和紅字牌。青字牌為雌黃底青字，亦為木製，規定日行350里，亦為急遞的一種通信憑證。紅字牌為黑漆紅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於郵驛管理的日益混亂，通信檄牌頻頻變更，這種制度也就逐漸淘汰了。
6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規——《金玉新書》
前面我們談到了曹魏時代我國第一部《郵驛令》。唐朝時候，關於郵驛方面的法令規則，多在那時國家的法律《唐律》里具體規定。到宋朝時候，在國家大法《宋刑統》中也有關於郵驛的一些法規。
前朝以來，各地郵驛制度逐漸混亂，有些政府驛使官員，任意加重驛夫的負擔，命令他們帶著包裹，「負重賓士」；也有些驛路管理官吏，受賄濫發驛券，以致驛道任務超度繁雜，驛站不堪負荷。為了整頓這種情況，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根據樞密使韓琦建議，政府責令三司使張方平制定了「驛券則例」74條，頒行天下。這一則例又稱《嘉佑驛令》。根據嘉佑驛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細則，諸如規定：「諸不應入驛而入者，笞四十，」貪贓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統》）。從此，驛路大大安寧。發展到南宋時，由於郵驛的發達，涉及社會生活面較廣，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相當完整的專門的通信法規，這就是《金玉新書》。
所謂「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這個專詞的簡稱。這部法規的編纂者是誰已經說不清了。但其成書年代，經過專家們考訂，大約可以斷在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後。那時候，與北方金的激烈戰事剛剛結束，諸事需要整理就緒，而原先北宋時所用法規大都散失，郵驛制度也很混亂，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匯集了散在民間的有關郵驛舊法編纂而成。可惜的是，經過歷代戰亂，這部法規後來在民間也不流傳了。現在在明朝修的大型類書《永樂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據現在《永樂大典》，我們可以知道這部《金玉新書》共有115條，其中涉及郵驛刑律的51條，有關賞格的10條，關於郵驛遞鋪組織管理的內容54條。法規涉及的范圍很廣，嚴格地維護了官方文書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書》規定，盜竊、私拆、毀壞官書者屬犯罪行為，都要處以刑罰，若盜竊或泄露的是國家重大機密信件則處以絞刑。涉及邊防軍事情報而敢於盜竊或泄露信件內容者斬，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樣處以斬刑。盜竊的若是一般文書，按規定也屬於觸犯刑律。處以徒刑，發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書》規定，刑罰不僅僅處罰那些作為傳遞文書的當事驛夫，同時也要處置他的上級官吏，包括有關急遞鋪的曹官和節級，失職者一樣處以杖刑。
《金玉新書》對驛遞過程中的驛遞程限、各種傳遞方式中發生的失誤，皆有具體的律令規定和不同的量刑標准。比如處罰郵件失誤的量刑中，步遞最輕，馬遞次之，急腳遞最重。計算路上走驛和行程、誤期的量刑，則以日計算，不同的天數有不同的刑罰。
從《金玉新書》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至少是宋朝時期，政府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規定是很嚴格的。而「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
7「私書附遞」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員們通過國家的郵驛機構投寄私書，雖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漸頻繁起來，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但畢竟沒有得到法令的許可。到宋朝，情況就不同了。官員的「私書附遞」，成為皇帝詔令中明文規定的事，從此通信范圍大大擴大。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此制始行於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這一年，宋太宗為籠絡士大夫官員，特別恩准：官員在近系家屬之間，可以隨官方文書一起傳帶家信。後來因弊端太多，一度廢止。但到宋仁宗統治時候，再度放寬，1036年下詔令說：「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燕翼詒謀錄》）。開始時官員私書，還只許步遞傳送，不得影響和干擾國家急遞文書，但後來制度逐漸鬆弛，大量私人書信都通過急遞鋪附遞了。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在文章中說：當時他自己和朋友間往來的書信，便是由急腳遞傳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還府，奉狀」、「急足自徐還，辱書」、「近急腳子還，嘗奉訊」等等字樣，便是明證。
許以私書附遞，士大夫中書信往來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書牘」體裁的文章驟然多了起來，有人還以名人的尺牘名聞於世。蘇東坡集中便有許多家書體的文章，寫得雋永可親，其中常常有「軾啟，近遞中奉書必達」、「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專箋」的附言，這「遞中」便指的是遞鋪傳送的書信。有些家書，遠道寄來，使人喜極涕泗。詩人陸游有一首詩表達了他接到書信時的心情：「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yū迂]。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開緘讀未半，喜極涕泗俱。」（《得子虞濠上書》）這是說，晚年的陸游，被朝廷罷官在家閑居多年，正在愁悶無所發遣之際，忽然聽到自遠方傳來郵遞的鈴聲，得到了來自遠方的私書。他感動極了，讀著讀著，不禁老淚縱橫。隨送的私書多了，有人也利用這一方便給某人以譏諷。宋人筆記小說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檜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鄉鄰巴結他，唯獨妻兄厲德斯不買他的賬，不願對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興。秦檜於公元1155年死去，厲德斯立即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處。曹接書一看，原來是題為《樹倒猢猻散》的一篇文章，痛罵秦檜奸臣一夥。這個故事，說明了當時人們對奸臣的唾棄，但同時也反映了南宋時私人書信已有各種合法途徑遞送。厲德斯當時僅是一個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遞私書，足以說明那時的私人通信比較普遍了。
8 遼、夏、金的郵驛
與北宋、南宋同時，我國北方大地上還存在著幾個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黨項族建立的西夏。
當時北方戰爭頻仍，民族壓迫深重，經濟遭到較大破壞，郵驛也一度處於混亂狀態，但不久，遼、西夏和金的統治者，很快收拾殘局，恢復了經濟，也恢復了正常的郵驛通信，而且具有顯著的民族特色。
遼朝的郵驛，一般說比較落後，交通不如中原地區發達。以陸路交通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車、駱駝和馬等。近年來在北方一些地區發現的遼墓畫中，有的便反映當時車馬的內容，可以看出那時交通的一般狀況。遼時，郵驛的重大成就是開辟了東北至中原的驛道。當時，從遼的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東京（今遼寧遼陽）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間，都有驛道干線互相溝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員歇宿的驛館。這些驛館設備一般比內地簡陋，但是飲食供應和車馬設備，也都與中原相似。
東京遼陽府是遼朝在東北地區的中心。東京到各地的驛路四通八達。從宋人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載看，東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沿途共有14處驛館，其中有名的驛館有遼水館、唐葉館、建安館、三河驛等等，驛館間距離自50至100里不等。以東京為中心，還有驛道直通黑龍江流域和朝鮮半島。遼王朝開辟了從上京臨潢府至黑龍江下游奴爾干城的驛道，全長共達5000餘里。由於這是遼統治者向當地女真人勒索一種稱為海東青鷹的通道，所以又稱為「鷹道」。
遼代馳驛一般以銀牌為證，長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為「宜速」。又有「敕走馬牌」的字樣，以為憑信。驛馳程限要求每日馬遞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遼代後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加倍勒索，同時因為遼朝中心地在東北，同中原的驛路往來要通過許多盤山小道，驛運十分艱難，給負擔驛遞的夫役帶來很沉重的負擔。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時，已使百姓達到「破產不能給」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遼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驛舍里，曾看到牆壁上表現人民反抗思想的詩畫，畫了一隻烏鴉，上面附著兩句詩：「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反映出當時人心向南的情緒。
西夏是南宋時割據在今寧夏一帶的民族政權。其在李元昊統治期間，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驛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記載，西夏為了和宋朝爭奪陝北，在今甘肅靖遠境內的黃河上修建莎橋，溝通了陝、甘、寧地區的驛路。莎橋是索橋的轉音，可能就是一座鋪上板面的鐵索橋。此橋直到元朝還屹立在河上（《隴右金石錄》）。
據宋人曾鞏的《隆平集》說，當時西夏境內東西有25驛，南北有10驛，自黃河至遼境又有12驛。夏驛主要用馬、牛、駱駝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體制有驛牌。遺留下來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馬焚」，意為「敕令驛馬晝夜急馳」。據考證即是當時西夏驛站傳遞文書時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從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國至被蒙古消滅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統治我國北方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開始時，女真族比遼、夏、宋都要落後，還不懂得郵驛的重要。《金史》記載，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伐遼時，尚無文字，軍中機密皆由將官當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溫敦思忠的使者，往來傳轉詔辭，數千言從無少誤。以後，金統治者「得遼人用之」，學會了用文字，驛傳制度逐漸開始。此後，東北地區的交通郵驛迅速發展，從金太宗起，自京師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至今河南開封，每50里置一驛，形成一條漫長的郵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賀金主登基，從汴梁出發，由宋金邊境上的雄州至會寧，沿途經過了39個驛站，全程達2500多里路。
金世宗時，又設立急遞鋪。這里還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對他的臣下說：「朕常欲得新荔枝」，於是仿效唐明皇、楊貴妃加強驛傳制度，設了急遞鋪。規定每10里一鋪，每鋪鋪頭一人，鋪兵三名。鋪兵騎馬傳送文書，日行可300里。急遞鋪所養馬匹費用，一律向民間徵收，稱之曰「鋪馬錢」。
金中都的驛館也是相當考究的。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曾住過中都館驛，他記敘說，中都驛供應梨、栗等干鮮果品，還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實行了驛牌制度，有金牌、銀牌、木牌三種，後又製成綠漆紅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帶這些驛牌，俗稱金牌、銀牌郎君。南宋人認為，這種制度是由宋朝傳過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紀聞》和趙彥衛的《御寨行程》曾記載了當時東北黑龍江地區金境內郵驛的情況，說金的驛站稱為「寨」、「鋪」、「館」。《松漠紀聞》中有「銀州南鋪」、「宿州北鋪」、「安州南鋪」等等記載。他們的書里記載的金的驛站都不景氣，道路荒蕪，頹垣殘破，無人修理。說明那時邊疆地區的驛路不如中原講究。
9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國元朝時候，郵驛有了很大發展。元朝建立了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驛路范圍大大擴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
成吉思汗大軍佔領遼西後，也立即在當地建立起有效的郵驛設施。《元史》記載，1215年，元軍佔領遼西，有人向政府報告義州（治所在今遼寧義縣）將要反叛，鎮將准備以屠城手段進行武力鎮壓，觀察使王榮祖「馳驛」向成吉思汗報告，才制止了這次血洗。可見當時驛馬賓士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即位後，下令整頓地區驛鋪，命令稱：「諸牛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納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時已有周密的驛站制度。
窩闊台和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專家們考證，這個「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驛傳的官員，後來也就通稱驛站和驛傳了。嚴格地講，「驛站」這個詞，是從元代才開始的。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記載，元朝的驛路分為三種：一稱帖里幹道，蒙古語意為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為馬道；三為納憐道，蒙語意為小道。從地區講，帖里乾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
站赤制度，是一種系統而嚴密的驛傳制度。廣義地說，應包括驛站的管理條例、驛官職責、驛站設備以及對站戶的賦稅徵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時，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基本內容有10多項，諸如驛站組織領導、馬匹的管理、驛站的飲食供應、驗收馬匹和約束站官、檢驗符牌、管理牧地、監督使臣和按時提調等等。元朝時各驛站設有驛令和提領導驛官，他們的職責是：如數供應良馬，檢驗驛使憑證，清點驛站設備等。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元朝的驛路四通八達。史家認為，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路」，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對發展我國邊疆地區的交通，起有重要促進作用。今天東北三省，屬於元朝的遼陽中書行省，有南北兩大驛路干線，向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
Ⅱ 我想知道古代大戶人家的生活禮儀和家族禮儀。
一、尊老敬賢我國自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人際的政治倫理關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緣關系為紐帶，故此在家庭裡面尊從祖上，在社會上尊敬長輩。由於中國古代社會推崇禮治和仁政，敬賢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要求。孟子說：「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註：《孟子·告子下》）。「慶」就是賞賜。古代這種傳統禮儀，對於形成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以及有序和諧的倫理關系，不管過去和現代，都起著重要作用。說到尊老，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並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觀念和說教上，也並不僅止於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從君主、士族到整個官紳階層，都在身體力行，並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規矩和養老的禮制。《禮記》記載：「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註：《禮記·祭義》）。就是說，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不必親往打獵，但在分配獵物時要得到優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對於同長者說話時的聲量，也作了明確的要求。如《養蒙便讀》說：「侍於親長，聲容易肅，勿因瑣事，大聲呼叱」（註：《養蒙便讀·言語》）。《弟子規》又說：「低不聞，卻非宜」。總之，上至君王貴族，下達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規矩，用各種方式表達對老者、長者的孝敬之意，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仔游有修養的重要標志。任何形態的社會，都需要尊敬老人。不僅因為老人閱歷深，見聞廣，經驗多，勞動時間長，對社會貢獻大，理應受到尊敬；同時，他們在體力和精神上較差，需要青年人的體貼、照顧和幫助。作為一個有禮貌的現代青年，對長者和老人，應該做到：路遇主動謙讓，乘車主動讓座，在商店、戲院等公共場所，應盡量考慮到為老人創造方便條件。關於敬賢，三國時候有個典故，叫「三顧茅廬」。說的是劉備仰慕諸葛亮的才能，要請他幫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厭其煩地親自到諸葛亮居住的草房請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諸葛亮才答應。從此，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發揮，為劉備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縱觀中升棚國古代歷史，歷來有作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視尊賢用賢，視之為國家安危的決定因素。平時不敬賢，到了緊急關頭，賢才就不會為國分憂。不是賢才不為國家著想，而是國家緩賢忘士，如此「而能經其國存者，未曾有也」（註：《墨子·親士》）。今天我們提倡發揚古代「敬賢之禮」，須賦予現代新人才觀的內容，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今社會，各種競爭越來越激烈。種種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大至國家民族，小到公司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都必須擁有強大的人才隊伍。只有從思想觀念到具體行動上尊重、愛護人才，使全社會形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環境，形成足夠強大的人才隊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二、儀尚適宜中華民族素來注重通過適合的形式，表達人們內心豐富的情感。遇到重大節日和發生重要事件，多有約定俗成的儀矩。如獲得豐收，要歡歌慶賀；遭到災禍，要祈求神靈保佑。久而久之，就形成許多節慶及禮儀形式，如春節、元宵、中秋、重陽等等，幾乎每個節日，都有特定的禮俗。在古代，婚、喪和節慶等活動是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大事來對待的，其禮儀規定得格外詳盡而周密，從服飾、器皿到規格、程序和舉止的方位，都有具體的規定。今天，我們要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禮儀文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貴在適宜。即如二程所主張：「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註：《二程集》程氏外書卷六）。可見，儀式的規模在於得當，適當的文飾是必要的，但文飾過當就會造成奢侈浪費，偏離禮規的要求；而過於吝嗇，妨礙到儀式的實行也是不得體的。古人這種見解非常精闢，對我們今天舉行各種儀式具有指導作用。在當今的社會活動中，舉行各種儀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公司開張、兒女婚嫁，各種節念笑銷慶活動，都有不同的儀式。我們要把握好各種儀式的規模，就必須掌握好適度的原則，要使必要的儀矩同現代文明相結合，相關的活動既隆重其事，又不至於華而不實。我們尤其要反對那種借婚喪慶典之機，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的現象；反對那種認為儀式越隆重越好，越豪華越合乎禮規的做法。如：當今不少新婚夫妻為使婚禮夠排場，擺闊氣，互相攀比，搞到債台高築，造成巨大浪費。甚至有些領導幹部不顧影響，為子女以權謀私，收受大宗賀禮，助長奢靡之風。這既不符合我們優良傳統，又不符合我們的國情、民情。
三、禮貌待人任何一個文明社會，任何一個文明民族，人們總是十分注重文明禮貌。因為禮貌是人類社會據以促進人際交往友好和諧的道德規范之一，是構建起與他人和睦相處的橋梁。它標志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序，反映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華民族歷來就非常重視遵循禮規，禮貌待人。其中許多耐人尋味的經驗之淡，無論過去和現在，都給人以啟迪。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與人為善與人相處，為善當先。而這個「善」，應是出自內心的誠意，是誠於中而形於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形式的繁文縟節。《禮記》說：「夫禮者，自卑而尊人」（註：《禮記·曲禮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熱情，而內心虛偽，或是僅僅內心尊敬，而毫無表情，都是不夠的。應該表裡一致，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摩擦，進而互敬互愛，友好相處。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貴賤等級，一視同仁。如果只對上層人士獻其禮敬，以財勢取人，以利益交人，其實是小人所為。《論語·子罕》載：孔子看見穿喪服、戴禮帽穿禮服的人和盲人。相見時，即使這些人年輕，孔子必定站起來。行過別人面前時，一定快步走過，以示敬意。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鑒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願，體諒別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強人所難。不苛求別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強求別人接受不喜歡的東西。古人說：「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註：《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註：《論語·顏淵》）」，就是這個意思。在與人交往中，幽默與善意的玩笑往往給人帶來輕松愉快，但決不可戲弄取樂。如果拿別人姓名為笑料，或給人起不雅的綽號，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時顏之推就曾對此種不敬氣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相指名為豚犢者，有識旁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
（二）禮尚往來禮尚往來，是禮貌待人的一條重要准則。就是說，接受別人的好意，必須報以同樣的禮敬。這樣，人際交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種良性循環中持續下去。因此，《禮記》說：「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註：《禮記·曲禮上》）。對於受恩者來說，應該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在古人眼中，沒有比忘恩負義更傷仁德。孔子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註：《禮記·表記》）。可見，「以德報德」，有恩必報，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養。當然，往來之禮，也該適度。送禮的本意，在於表達敬意答射之意，所謂禮輕意重，並非越多越好。正如《莊子·山木》篇說所說：「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四、容儀有整一個人的儀表、儀態，是其修養、文明程度的表現。古人認為，舉止莊重，進退有禮，執事謹敬，文質彬彬，不僅能夠保持個人的尊嚴，還有助於進德修業。古代思想家曾經拿禽獸的皮毛與人的儀表儀態相比較，禽獸沒有了皮毛，就不能為禽獸；人失去儀禮，也就是不成為人了。古人對儀表的要求，不免過於繁瑣。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衣著容貌：《弟子規》要求：「冠必正，紐必結，襪與履，俱緊切」。這些規范，對現代人來說，仍是必要的。帽正紐結，鞋襪緊切，是儀表類觀的基本要求。如果一個人衣冠不整，鞋襪不正，往往會使人產生反感甚至惡心，有誰會親近這樣的人呢。當然，衣著打扮，必須適合自己的職業、年齡、生理特徵、相處的環境和交往對象的生活習俗，進行得體大方的選擇。濃妝艷抹，矯揉造作，只會適得其反。
（二）行為舉止：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論語·學而》）。這是因為，只有莊重才有威嚴。否則，即使學習了，也不能鞏固。具體說來，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鍾，行如風，卧如弓」，就是站要正，坐要穩，行動利索，側身而睡。在公眾場合舉止不可輕浮，不可褻，應該莊重、謹慎而又從容，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論語·顏淵》），處處合乎禮儀規范。（三）言語辭令：語言是人們思想、情操和文化修養的一面鏡子。古人所謂「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註：《易·乾文》）。將誠懇地修飾言辭看成是立業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並且要「言必信，行必果」（註：《論語·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於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說，上天生人，於舌頭上下兩排牙齒緊密圍裹，又在外麵包一層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們說話一定要謹慎。當然古人並是要求人們少言語，而是說話要視具體情況，當說則說，當默則默。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論語·衛靈公》）。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以上幾方面，是我國傳統禮儀的精華。雖說時代不同了，但古人對儀容儀表的重視及整潔儀容要求，是值得今人借鑒的。外在形象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反映出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也向人們傳遞著一個人對整個生活的內心態度。具有一個優雅的儀表，無論他走到哪裡，都給那裡帶來文明的春風，得到人們的尊敬。毫無疑問，傳統禮儀文明對我國社會歷史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一般說來，社會上講文明禮貌的人越多，這個社會便越和諧、安定。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教養有素，禮貌待人，處事有節，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多一些愉悅，而國家、社會更多一些有序與文明。從這一點講，禮儀對社會起著政治、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長期以來，由於大量禮儀文化的精華和糟粕處於滲融並存的狀態，又由於禮儀文化的糟粕所產生不可低估的消極作用。我們忽視了傳統禮儀文明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相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學校對禮儀養成教育不夠重視，許多不文明的行為亦有增無減。在今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我們應立足於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華，使傳統文明禮儀古為今用，重建一套現代文明禮儀。
[編輯本段]禮儀的作用
禮儀是人們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人們可以根據各式各樣的禮儀規范，正確把握與外界的人及交往尺度，會理的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如果沒有這些禮儀規范，往往會使人們在交往中 感到手足無措，乃至失禮於人，鬧出笑話，所以熟悉和掌握禮儀，就可以做到觸類旁通，待人接物恰到好處。
禮儀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會活動中。交談講究禮儀；可以變得文明；舉止講究禮儀可以變得高雅；穿著講究禮儀，可以變得大方；行為講究禮儀，可以變得美好……只要講究禮儀，事情都會做的恰到好處。總之一個人講究禮儀，就可以變得充滿魅力
禮儀即禮節與儀式。
中國古代有「五禮」之說，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軍旅之事為軍禮，喪葬之事為凶禮。五禮的內容相當廣泛，從反映人與天、地、鬼神關系的祭祀之禮，到體現人際關系的家族、親友、君臣上下之間的交際之禮；從表現人生歷程的冠、婚、喪、葬諸禮，到人與人之間在喜慶、災禍、喪葬時表示的慶祝、憑吊、慰問、撫恤之禮，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充分反映了古代中華民族的尚禮精神。吉禮居五禮之手，它主要是對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禮。其主要內容可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祭天神，即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等。第二是祭地祗，即祭社稷、五帝、五嶽；祭山林川澤；祭四方百物等。第三是祭人鬼，主要為春夏秋冬享祭先王、先祖。凶禮是哀憫、弔唁、憂患之禮。它的主要內容有：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區禮，以吊禮哀禍災，以檜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其中，喪禮是對各種不同關系的人之死亡，通過規定時間的服喪過程來表達不同程度的北上；荒禮是對某一地區或某一國家受到飢饉疫癘的不幸遭遇，國王與群臣都採取減膳、停止娛樂等措施來表示同情；吊禮是對同盟國或摯遇有死喪或水火災禍而進行弔唁慰問的一種禮節。這三種禮節各級貴族都可舉行。檜禮是同盟國中某國被敵國侵犯，城鄉殘破，盟主國應會合諸國，籌集財貨，償其所失；恤禮是某國遭受外侮或內亂，其鄰國應給予援助和支持。賓禮是接待賓客之禮。它主要包括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八項。軍禮時師旅操演、征伐之禮，軍禮主要有大師之禮、大均之禮、大田之禮、大役之禮、大封之禮。大師之禮是軍隊征伐的儀禮；大均之禮是王者和諸侯在均土地、征賦稅時舉行軍事檢閱，以安撫民眾；大田之禮是天子的定期狩獵，以練習戰陣，檢閱軍馬；大役之禮是國家興辦的築城邑、建宮殿、開河、造堤等大規模土木工程時的隊伍檢閱；大封之禮是勘定國與國，私家封地與封地間的疆界、樹立界碑的一種活動。嘉禮是和人際關系，溝通、聯絡感情的禮儀。嘉禮的主要內容有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燕之禮、賑幡之禮、賀慶之禮。
民俗界認為禮儀包括生、冠、婚、喪四種人生禮儀。實際上禮儀可分為政治與生活兩大部類。政治類包括祭天、祭地、宗廟之祭，祭先師先聖、尊師鄉飲酒禮、相見禮、軍禮等。生活類禮儀的起源，按荀子的說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在禮儀中，喪禮的產生最早。喪禮於死者是安撫其鬼魂，於生者則成為分長幼尊卑、盡孝正人倫的禮儀。在禮儀的建立與實施過程中，孕育出了中國的宗法制(見中國宗法）禮儀的本質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們認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見的鬼神在操縱，履行禮儀即是向鬼神討好求福。因此，禮儀起源於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種特殊體現形式。「三禮」(《儀禮》、《禮記》、《周禮》）的出現標志著禮儀發展的成熟階段。宋代時，禮儀與封建倫理道德說教相融合，即禮儀與禮教相雜，成為實施禮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禮為勸德服務，繁文縟節極盡其能。直到現代，禮儀才得到真正的改革，無論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禮儀還是人民生活禮儀都改變成無鬼神論的新內容，從而成為現代文明禮儀。
[編輯本段]飯桌上的禮儀
董文申
飯桌上的文化，就是「飲饌文化」的通俗叫法。在老北京，不同的家庭或家族在社會、經濟、習慣、環境的影響下，形成了有自家特色的飯桌文化，眾多家族在飯饌方式上有「家宴」、「賓宴」和「便宴」——家宴是指家族自己過節和各種喜慶活動而設的宴席；賓宴是宴請親戚朋友的宴席；便宴是家常便飯。老北京飯桌上各種禮儀十分講究，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折射出老北京的價值觀念，自覺或不自覺地構築了具有「禮」、「孝」、「德」、「教」為內容的飯桌文化。
「禮」是指飲饌的禮節和禮儀。它反映了家族的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形成的禮節、儀式和個人的禮貌要求。家宴、便宴要以「長」(家長、長輩)為主，賓宴要以「客」為主。因此，就形成了許多規矩約束家人，尤其對孩子們的約束更加嚴格。
禮有形式之禮和待侍之禮。形式之禮是指禮儀的形式和氛圍所體現的禮，比如宴請場所的選擇、禮儀的檔次、環境的營造、用具的准備，都要體現對客人的一種尊重。待侍之禮是指招待客人和侍奉客人的禮節，如宴席的排座是以長為先、師為先、遠為先的原則，即按輩分排座，家庭教師要優先入座，遠道而來的親戚朋友要優先入座，對待家境貧窮的親戚和朋友更要格外照顧，主人在席間與其交流的時間要長些，敬酒次數要多些，並有意識地向客人介紹他們的「絕活」如棋藝、書法、唱功，以獲得眾人的贊賞和尊重。同時嚴格要求管家和僕人不準慢待這些人。
雖然每次宴請視客人身份和禮儀風俗的特點，在飯菜種類、質量檔次、飯庄的選擇上是有區別的，但絕不能讓客人挑出「不是」來。在宴請中的祝詞、敬酒、交談、進餐、辭宴的全程中都要注重禮節。
開宴前主人要將重要賓客介紹給大家，並致簡明熱情的祝詞；開宴時主人要親自斟酒，按順序向長輩和客人敬酒，不能強求；主動替不勝酒力的客人喝酒，並向客人致意；向賓客敬菜時，要注意客人的飲食愛好，次數不能多，量不能大，否則會讓客人尷尬；主人要注意席間相互交流的廣泛性，不要熱此冷彼，如有女賓，更要注意談話內容和對女賓的尊重；主人不能先於客人放下碗筷，直到客人表示已吃好方可辭宴；主人要陪主賓，漱口、凈手後到另座飲茶。
大戶人家做飯時，要求廚師盛盤上菜時盤子四周不能有菜漬，上菜要用雙手端盤、端碗，手指不能摳在盤沿和碗邊上；盛飯、盛湯，倒茶時不能太滿，斟酒要滿，但不能溢出；倒茶的動作要規范，切忌將碗蓋扣在桌子上，茶壺嘴對著客人；倒茶後要後退一步再轉身離去；給客人上煙時要用盤子端給客人，切忌用手遞煙，不要用一根火柴給數人點煙，不要在客人面前用嘴吹滅火柴和隨意扔掉火柴梗，不準當著客人掃地、撣桌子，尤其不準將茶水潑在地上。
另外，在客人面前，主人不能訓斥孩子和僕人；主與客的孩子發生爭執，主人要將自己的孩子拉走，不管誰是誰非，都要向對方表示歉意，但不能當著客人面教訓自己的孩子，否則客人會感到不自在。
賓宴一般也是不讓孩子參加的。記得小時候家宴時，要求孩子們要做到懂規矩、尊敬人、講禮貌、有教養，有三個不準:吃飯時不準出現喧嘩聲、碗筷碰擊聲，更不準用筷子敲桌子敲碗，不準吧唧嘴和出虛恭。二祖母說吃飯時聽到吧唧嘴的聲音讓人作嘔，吃飯時出虛恭令人難以忍受。並讓吃噎著連續打嗝的孩子主動下桌，不準拖拉椅凳以免發出刺耳的聲音，這就是不準出聲的要求；二是不準「下嘴」，長輩不動筷子孩子們是不能先夾菜的，不準將嘴填得滿滿的，不準狼吞虎咽，不準站起身來夾菜，夠不到的菜可示意長輩給夾，不準用筷子在菜盤中亂挑亂翻，不準邊吃邊用雙眼緊盯著桌上的菜，不準用筷子指人，不準將不愛吃的東西和口雜牙穢扔在或吐在地上，不準掉飯粒，揭饅頭皮和剩飯要將飯碗扒拉干凈。最忌諱的，就是孩子將筷子直插在飯碗中；三是絕對不準孩子喝酒。當年兩個祖母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樂樂，在飯桌上玩些游戲，輸了要出節目，吃完飯還要讓孩子們比比誰的飯碗和桌面最干凈，席間溫馨的氣氛十分濃厚。
「孝」家宴時講究要尊重長輩，要盡孝道。
小時候入席時大祖母，二祖母坐在上位，因三祖母癱瘓，不能參加但要給留下位置，以示其在家中的地位。待大祖母發話「都來坐」時，大家才按排行順序入座，年紀小的孩子們要另桌而食。幾位大媽和我母親只能侍立在家人背後給布菜、斟酒、倒茶、遞毛巾。
兩位祖母在每次家宴中都要給幾個兒媳婦點她們最喜歡吃的菜，以犒勞她們平日的辛苦，在家宴中稱犒勞菜。祖母既慈祥又很威嚴。在飯桌上大家要觀察兩位老太太的情緒。情緒不好時，必須按規矩辦事，敬酒、說個奉承話都不能少，用詞要有長次之分，更不能厚此薄彼，因此大家都很謹慎。情緒好時，二老也談笑風生，拉拉家常誇誇對方的孩子。大祖母此時會發話:「大夥兒在一塊就是圖個樂，還那麼規矩干什麼？」這時大夥才會放鬆，氣氛和諧愉快，大人們還要領著各自的孩子到主桌上給老人問好。姐姐會討老人的歡心，從兜里掏出幾粒花生豆或糖塊塞到老人手中，二老高興得合不攏嘴，對外孫女贊不絕口。二祖母更隨便一些，會到孩子們桌前逗逗孩子，還讓孩子夾點菜喂到自己口中，孩子們也特別高興。大家就是在活躍融洽的氣氛中享受著天倫之樂。
這種「孝」不只是晚輩對長輩的敬、尊，也體現出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因此，晚輩就更加敬重長輩更加孝順老人，在每個人的心中鑄就了真誠的孝道。
「德」是一種品行，在家族的飲饌中有「讓、度、儉」的要求。
「讓」是要求大家相互謙讓，不要好吃的搶著吃，要先讓別人吃，哪怕都被吃光也不能有怨氣，要做到讓為先；「度」要求喝酒吃飯要有度，不能暴飲暴食，更不能勸酒無度，置人於醉。「儉」是要節儉，不能浪費，尤其要求孩子不能浪費糧食，兩位祖母經常囑咐設宴不要鋪張奢侈。宴席結束後，都要將沒動過筷子和未曾上過桌的菜帶回家。
「教」是飲饌方面的家庭教育。通過口傳身教，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繼承了家族中的老規矩和禮俗，在與家庭教師共同用餐時，祖母總是要求幾位教師給孩子「訓話」，並根據社會時尚向孩子們提出新的要求，看到不好的現象就去指點一下，讓孩子們知道要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寓教於吃中。
在禮、孝、德、教的影響下，孩子們養成了較好的飲食習慣，進而形成了禮重形式、孝重心理、德重行為、教重繼承的飯桌文化，而這些，也是老北京文化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