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国古代官方文书的主要通信方式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邮驿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宋和北方的辽，有频繁的来往。宋使入辽，从现在的河北雄县白沟（宋为雄州白沟驿）至新城县，再往涿州、良乡到达燕京（今北京），又经过驿路上的金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到辽朝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最后抵达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驿馆林立，驿务十分繁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经白沟在燕京暂宿，他写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诗，中有：“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这首诗，把宋辽间驿途来往之频繁，宋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白沟驿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当时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青泥驿（今甘肃徽县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开了一条白水驿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起了从河池驿（今徽县）至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的驿道，然后进入四川。驿途中共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因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奖（《金石萃编·白水路记》）。宋政府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着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在今临夏境内），都是北宋时候建起的。这两座浮桥，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宋朝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还发展水驿和驼驿等多种模式的邮驿设施。在甘肃敦煌一带大力发展沙漠驿路的驼驿和驴驿，至今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图。宋太宗时，有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间设若干水递铺，利用两湖和广西沿江的数千户渔民樵夫做“水递铺夫”。湘江沿岸巨潭险石之处，也有同陆驿相同的驿路相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2 邮驿制的军事化
宋朝时候，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首先，管理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兵部来掌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同时管理邮驿的还有枢密院，它的管理范围是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等。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这种处置办法和宋朝对军队将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义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办法，把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宋朝时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内容视为头等大事。
两宋时，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应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王应麟《玉海》），仅仅作为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唤神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培誉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配链段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了望观察。此时把了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3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前面谈到，宋代馆驿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
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
4“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着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说宋时还仅仅是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的话，元朝时候的急递铺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施了。这时除了极少量的紧急公文由驰驿传送外，几乎全部文书皆由急递铺传送。
元朝的急递铺大体上每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每铺配置作为标志的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和铃攀各一副，缨枪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来是风雨无阻。《元史·兵志》上说，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怎样次第传公文呢？意大利来华大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这种急递铺的制度，没能顺利发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时候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邮递制度。
5“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6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前面我们谈到了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佑驿令》。根据嘉佑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7“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员们通过国家的邮驿机构投寄私书，虽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渐频繁起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没有得到法令的许可。到宋朝，情况就不同了。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从此通信范围大大扩大。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此制始行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这一年，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来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但到宋仁宗统治时候，再度放宽，1036年下诏令说：“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文章中说：当时他自己和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便是由急脚递传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还府，奉状”、“急足自徐还，辱书”、“近急脚子还，尝奉讯”等等字样，便是明证。
许以私书附递，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有人还以名人的尺牍名闻于世。苏东坡集中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便指的是递铺传送的书信。有些家书，远道寄来，使人喜极涕泗。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接到书信时的心情：“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yū迂]。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得子虞濠上书》）这是说，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发遣之际，忽然听到自远方传来邮递的铃声，得到了来自远方的私书。他感动极了，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随送的私书多了，有人也利用这一方便给某人以讥讽。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兴。秦桧于公元1155年死去，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题为《树倒猢狲散》的一篇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奸臣的唾弃，但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私人书信已有各种合法途径递送。厉德斯当时仅是一个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递私书，足以说明那时的私人通信比较普遍了。
8 辽、夏、金的邮驿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着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着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9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国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着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
Ⅱ 我想知道古代大户人家的生活礼仪和家族礼仪。
一、尊老敬贤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礼制。《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仔游有修养的重要标志。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青年，对长者和老人，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老人创造方便条件。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观中升棚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仪尚适宜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遇到重大节日和发生重要事件，多有约定俗成的仪矩。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久而久之，就形成许多节庆及礼仪形式，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等，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在古代，婚、丧和节庆等活动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的，其礼仪规定得格外详尽而周密，从服饰、器皿到规格、程序和举止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适宜。即如二程所主张：“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不足则为俭”（注：《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可见，仪式的规模在于得当，适当的文饰是必要的，但文饰过当就会造成奢侈浪费，偏离礼规的要求；而过于吝啬，妨碍到仪式的实行也是不得体的。古人这种见解非常精辟，对我们今天举行各种仪式具有指导作用。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中，举行各种仪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各种节念笑销庆活动，都有不同的仪式。我们要把握好各种仪式的规模，就必须掌握好适度的原则，要使必要的仪矩同现代文明相结合，相关的活动既隆重其事，又不至于华而不实。我们尤其要反对那种借婚丧庆典之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反对那种认为仪式越隆重越好，越豪华越合乎礼规的做法。如：当今不少新婚夫妻为使婚礼够排场，摆阔气，互相攀比，搞到债台高筑，造成巨大浪费。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为子女以权谋私，收受大宗贺礼，助长奢靡之风。这既不符合我们优良传统，又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
三、礼貌待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际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给人以启迪。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与人相处，为善当先。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论语·子罕》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相见时，即使这些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注：《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气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礼尚往来，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这样，人际交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注：《礼记·曲礼上》）。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孔子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注：《礼记·表记》）。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射之意，所谓礼轻意重，并非越多越好。正如《庄子·山木》篇说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古人对仪表的要求，不免过于繁琐。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容貌：《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仍是必要的。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生反感甚至恶心，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注：《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只有庄重才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三）言语辞令：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注：《易·乾文》）。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注：《论语·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几方面，是我国传统礼仪的精华。虽说时代不同了，但古人对仪容仪表的重视及整洁仪容要求，是值得今人借鉴的。外在形象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人对整个生活的内心态度。具有一个优雅的仪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给那里带来文明的春风，得到人们的尊敬。毫无疑问，传统礼仪文明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说来，社会上讲文明礼貌的人越多，这个社会便越和谐、安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教养有素，礼貌待人，处事有节，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多一些愉悦，而国家、社会更多一些有序与文明。从这一点讲，礼仪对社会起着政治、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礼仪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处于渗融并存的状态，又由于礼仪文化的糟粕所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我们忽视了传统礼仪文明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相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校对礼仪养成教育不够重视，许多不文明的行为亦有增无减。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立足于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传统文明礼仪古为今用，重建一套现代文明礼仪。
[编辑本段]礼仪的作用
礼仪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人们可以根据各式各样的礼仪规范，正确把握与外界的人及交往尺度，会理的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礼仪规范，往往会使人们在交往中 感到手足无措，乃至失礼于人，闹出笑话，所以熟悉和掌握礼仪，就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待人接物恰到好处。
礼仪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活动中。交谈讲究礼仪；可以变得文明；举止讲究礼仪可以变得高雅；穿着讲究礼仪，可以变得大方；行为讲究礼仪，可以变得美好……只要讲究礼仪，事情都会做的恰到好处。总之一个人讲究礼仪，就可以变得充满魅力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五礼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反映人与天、地、鬼神关系的祭祀之礼，到体现人际关系的家族、亲友、君臣上下之间的交际之礼；从表现人生历程的冠、婚、丧、葬诸礼，到人与人之间在喜庆、灾祸、丧葬时表示的庆祝、凭吊、慰问、抚恤之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的尚礼精神。吉礼居五礼之手，它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其主要内容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祭天神，即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第二是祭地祗，即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等。第三是祭人鬼，主要为春夏秋冬享祭先王、先祖。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区礼，以吊礼哀祸灾，以桧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其中，丧礼是对各种不同关系的人之死亡，通过规定时间的服丧过程来表达不同程度的北上；荒礼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受到饥馑疫疠的不幸遭遇，国王与群臣都采取减膳、停止娱乐等措施来表示同情；吊礼是对同盟国或挚遇有死丧或水火灾祸而进行吊唁慰问的一种礼节。这三种礼节各级贵族都可举行。桧礼是同盟国中某国被敌国侵犯，城乡残破，盟主国应会合诸国，筹集财货，偿其所失；恤礼是某国遭受外侮或内乱，其邻国应给予援助和支持。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它主要包括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项。军礼时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军礼主要有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大师之礼是军队征伐的仪礼；大均之礼是王者和诸侯在均土地、征赋税时举行军事检阅，以安抚民众；大田之礼是天子的定期狩猎，以练习战阵，检阅军马；大役之礼是国家兴办的筑城邑、建宫殿、开河、造堤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时的队伍检阅；大封之礼是勘定国与国，私家封地与封地间的疆界、树立界碑的一种活动。嘉礼是和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嘉礼的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燕之礼、赈幡之礼、贺庆之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编辑本段]饭桌上的礼仪
董文申
饭桌上的文化，就是“饮馔文化”的通俗叫法。在老北京，不同的家庭或家族在社会、经济、习惯、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有自家特色的饭桌文化，众多家族在饭馔方式上有“家宴”、“宾宴”和“便宴”——家宴是指家族自己过节和各种喜庆活动而设的宴席；宾宴是宴请亲戚朋友的宴席；便宴是家常便饭。老北京饭桌上各种礼仪十分讲究，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折射出老北京的价值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构筑了具有“礼”、“孝”、“德”、“教”为内容的饭桌文化。
“礼”是指饮馔的礼节和礼仪。它反映了家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礼节、仪式和个人的礼貌要求。家宴、便宴要以“长”(家长、长辈)为主，宾宴要以“客”为主。因此，就形成了许多规矩约束家人，尤其对孩子们的约束更加严格。
礼有形式之礼和待侍之礼。形式之礼是指礼仪的形式和氛围所体现的礼，比如宴请场所的选择、礼仪的档次、环境的营造、用具的准备，都要体现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待侍之礼是指招待客人和侍奉客人的礼节，如宴席的排座是以长为先、师为先、远为先的原则，即按辈分排座，家庭教师要优先入座，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要优先入座，对待家境贫穷的亲戚和朋友更要格外照顾，主人在席间与其交流的时间要长些，敬酒次数要多些，并有意识地向客人介绍他们的“绝活”如棋艺、书法、唱功，以获得众人的赞赏和尊重。同时严格要求管家和仆人不准慢待这些人。
虽然每次宴请视客人身份和礼仪风俗的特点，在饭菜种类、质量档次、饭庄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但绝不能让客人挑出“不是”来。在宴请中的祝词、敬酒、交谈、进餐、辞宴的全程中都要注重礼节。
开宴前主人要将重要宾客介绍给大家，并致简明热情的祝词；开宴时主人要亲自斟酒，按顺序向长辈和客人敬酒，不能强求；主动替不胜酒力的客人喝酒，并向客人致意；向宾客敬菜时，要注意客人的饮食爱好，次数不能多，量不能大，否则会让客人尴尬；主人要注意席间相互交流的广泛性，不要热此冷彼，如有女宾，更要注意谈话内容和对女宾的尊重；主人不能先于客人放下碗筷，直到客人表示已吃好方可辞宴；主人要陪主宾，漱口、净手后到另座饮茶。
大户人家做饭时，要求厨师盛盘上菜时盘子四周不能有菜渍，上菜要用双手端盘、端碗，手指不能抠在盘沿和碗边上；盛饭、盛汤，倒茶时不能太满，斟酒要满，但不能溢出；倒茶的动作要规范，切忌将碗盖扣在桌子上，茶壶嘴对着客人；倒茶后要后退一步再转身离去；给客人上烟时要用盘子端给客人，切忌用手递烟，不要用一根火柴给数人点烟，不要在客人面前用嘴吹灭火柴和随意扔掉火柴梗，不准当着客人扫地、掸桌子，尤其不准将茶水泼在地上。
另外，在客人面前，主人不能训斥孩子和仆人；主与客的孩子发生争执，主人要将自己的孩子拉走，不管谁是谁非，都要向对方表示歉意，但不能当着客人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否则客人会感到不自在。
宾宴一般也是不让孩子参加的。记得小时候家宴时，要求孩子们要做到懂规矩、尊敬人、讲礼貌、有教养，有三个不准:吃饭时不准出现喧哗声、碗筷碰击声，更不准用筷子敲桌子敲碗，不准吧唧嘴和出虚恭。二祖母说吃饭时听到吧唧嘴的声音让人作呕，吃饭时出虚恭令人难以忍受。并让吃噎着连续打嗝的孩子主动下桌，不准拖拉椅凳以免发出刺耳的声音，这就是不准出声的要求；二是不准“下嘴”，长辈不动筷子孩子们是不能先夹菜的，不准将嘴填得满满的，不准狼吞虎咽，不准站起身来夹菜，够不到的菜可示意长辈给夹，不准用筷子在菜盘中乱挑乱翻，不准边吃边用双眼紧盯着桌上的菜，不准用筷子指人，不准将不爱吃的东西和口杂牙秽扔在或吐在地上，不准掉饭粒，揭馒头皮和剩饭要将饭碗扒拉干净。最忌讳的，就是孩子将筷子直插在饭碗中；三是绝对不准孩子喝酒。当年两个祖母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乐，在饭桌上玩些游戏，输了要出节目，吃完饭还要让孩子们比比谁的饭碗和桌面最干净，席间温馨的气氛十分浓厚。
“孝”家宴时讲究要尊重长辈，要尽孝道。
小时候入席时大祖母，二祖母坐在上位，因三祖母瘫痪，不能参加但要给留下位置，以示其在家中的地位。待大祖母发话“都来坐”时，大家才按排行顺序入座，年纪小的孩子们要另桌而食。几位大妈和我母亲只能侍立在家人背后给布菜、斟酒、倒茶、递毛巾。
两位祖母在每次家宴中都要给几个儿媳妇点她们最喜欢吃的菜，以犒劳她们平日的辛苦，在家宴中称犒劳菜。祖母既慈祥又很威严。在饭桌上大家要观察两位老太太的情绪。情绪不好时，必须按规矩办事，敬酒、说个奉承话都不能少，用词要有长次之分，更不能厚此薄彼，因此大家都很谨慎。情绪好时，二老也谈笑风生，拉拉家常夸夸对方的孩子。大祖母此时会发话:“大伙儿在一块就是图个乐，还那么规矩干什么？”这时大伙才会放松，气氛和谐愉快，大人们还要领着各自的孩子到主桌上给老人问好。姐姐会讨老人的欢心，从兜里掏出几粒花生豆或糖块塞到老人手中，二老高兴得合不拢嘴，对外孙女赞不绝口。二祖母更随便一些，会到孩子们桌前逗逗孩子，还让孩子夹点菜喂到自己口中，孩子们也特别高兴。大家就是在活跃融洽的气氛中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种“孝”不只是晚辈对长辈的敬、尊，也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因此，晚辈就更加敬重长辈更加孝顺老人，在每个人的心中铸就了真诚的孝道。
“德”是一种品行，在家族的饮馔中有“让、度、俭”的要求。
“让”是要求大家相互谦让，不要好吃的抢着吃，要先让别人吃，哪怕都被吃光也不能有怨气，要做到让为先；“度”要求喝酒吃饭要有度，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能劝酒无度，置人于醉。“俭”是要节俭，不能浪费，尤其要求孩子不能浪费粮食，两位祖母经常嘱咐设宴不要铺张奢侈。宴席结束后，都要将没动过筷子和未曾上过桌的菜带回家。
“教”是饮馔方面的家庭教育。通过口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继承了家族中的老规矩和礼俗，在与家庭教师共同用餐时，祖母总是要求几位教师给孩子“训话”，并根据社会时尚向孩子们提出新的要求，看到不好的现象就去指点一下，让孩子们知道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寓教于吃中。
在礼、孝、德、教的影响下，孩子们养成了较好的饮食习惯，进而形成了礼重形式、孝重心理、德重行为、教重继承的饭桌文化，而这些，也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缩影